春晖何以为春晖 春晖以何为春晖
——浙江省春晖中学校长李培明访谈录
到达浙江上虞的时候,天色阴沉,烟雨潆潆。在前往春晖中学的路上,已变成大粒的雨点打着车窗。雨雾朦胧中,远眺群山,像极了色彩肃浓的水墨画。行至山野聚拢处,便是春晖中学。很特别的,这是一所没有校门,也没有围墙的学校。屋舍俨然,青砖灰瓦,不显山不露水之间,隐着江南特有的婉约风范。 李培明校长是一个很随和的中年男子,没有一些名校校长那样的严肃和古板,相反地,坦率中透露出幽默,时不时会说出三两个时尚的词汇,这让整个访谈的过程进行得平滑而流畅。在思考的间隙,他会点上一支烟,慢慢地吸上两口。烟雾的升腾中,是他一脸的平静。窗棂上滴滴嗒嗒的落雨声,让他不大的办公室显得更加安静。近三个小时的交流过程中,他的话并不是太多,在谈及学校近百年所取得的成绩时,他也没有多少激动的表情。这让我在绵长的时间流逝里,并不能够完全知晓他所治下的春晖中学何以如此声名显赫。临近傍晚时,他站起身来说:“明天,我带你们在学校里看看吧。”他似乎愿意将谜底保留到我们离开的最后一刻。 第二天,雨后初霁。万里晴空,一碧如洗。李校长和昨日一般无二,内敛得甚至更加寡言。我满腹狐疑地随着他,走向了学校的纵深处。当时,我并不知道,十几分钟后,我所见到的情形,也许会成为我一生的财富,会成为我一生的心灵冀动。 很远处就可以看到一块刻有“高山仰止”朱红字样的巨石,傲然伫立在宽敞的行道中央。走过这块巨石,古朴的欧式建筑群便急匆匆地越过百年的风雨扑到了我的面前。穿过幽深的长廊,迈过古旧的“春晖桥”,我一不留神便被卷入了春晖中学历史的长河。光阴的急速扭转,竟让我有窒息的错觉。 春晖桥的右侧,李叔同先生的“晚晴山房”内,姹紫嫣红,落叶扫尘。和花木幽深的禅房仅隔着一畦花草地的便是朱自清先生“桃之夭夭”的故居。朱老的故居紧挨着丰子恺先生的“小杨柳屋”。“小杨柳屋”的院落中,千万条陌头细柳越过黑瓦,蔓延到了夏丏尊先生的“平屋”内。春晖桥的左侧,是三间二楼的典雅小洋楼,名曰“山边一楼”,乃经亨颐、陈兼善、范寿康等早期春晖校长的宿舍。间着一片细密的篱笆墙,便是蔡元培先生为之题字的“春社”,记载了春晖中学的校主陈春澜先生的善举,让春晖的历代师生感恩砺志。“春社”周围百年的古香樟、黄檀和女贞树枝繁叶茂。而在这些古树的尽头便是大片的油菜地,金黄色的油菜花开得甚至有些奢侈。 与这些依山而建的故居仅隔了一条细长的水泥马路的,便是在朱自清和夏丏尊先生笔下留名的白马湖。白马湖在这里呈现出了柔媚的姿态,逼仄、静穆。湖边柳展宫眉,翠拂行人首。不知名的野花红黄相间,煞是可爱。四下里一片宁静,耳边轻风徐徐,竹海滔滔,鸟鸣四顷。可以这样学习一下朱老的散文:四面的环山中,抱着一片湖水,山是象山,湖是白马湖。春晖中学就这样依山傍水而建…… 这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啊,经亨颐、夏丏尊、匡互生、朱自清、朱光潜、丰子恺、杨贤江、吴梦非、陈兼善、张孟闻、刘薰宇、范寿康、王任叔(巴人)、叶天底……先后在此任教。蔡元培、何香凝、黄炎培、陈望道、张闻天、吴稚晖、沈泽民、沈仲九、舒新城、刘大白、俞平伯、李叔同、张大千、柳亚子、黄宾虹、叶圣陶、胡愈之、陈鹤琴……也曾无数次在此留下思想的痕迹。 此时此刻,沉默成了我唯一的姿态,耳边却隐约飘扬起了春晖中学早期的毕业歌——“碧梧何荫郁,绿满庭宇,羽毛尤未丰,飞向何处?乘车戴笠,求无愧于生。清歌一曲,行色匆匆。”……
问:近年来,春晖中学以其令人称道的教育教学成就而遐迩闻名,但是很多人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春晖经过怎样的孕育,怎样的发展,她在中国教育史上到底占据了怎样的位置,现在春晖又在做些什么等等,都似乎还是一个谜。 李培明:(笑)那我先介绍一下春晖中学的历史吧。春晖中学是由时任“浙江一师”校长的经亨颐先生,偕同乡贤王佐征得陈春澜先生的资助创办的。其实早在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陈春澜先生就曾出资,在他的家乡上虞小越横山创办了“春晖初小学堂”,续办中学是其“践予前言”。因此,“春晖初小学堂”可以视为春晖中学的前身。如果把校史从学堂算起,那么2008年就将是春晖的百年华诞了。 早期春晖,一大批文学、艺术、教育界的风流人物云集白马湖,其中有经亨颐、夏丏尊、匡互生、朱自清、朱光潜、丰子恺、杨贤江、吴梦非、陈兼善、张孟闻、刘薰宇、范寿康、王任叔(巴人)、叶天底这些大家。而来到春晖讲学考察的更是群星闪耀:蔡元培、何香凝、黄炎培、陈望道、张闻天、吴稚晖、沈泽民、沈仲九、舒新城、刘大白、俞平伯、李叔同、张大千、柳亚子、黄宾虹、叶圣陶、胡愈之、陈鹤琴……正是这一大批名师硕彦将春晖中学带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,梦一般的传奇时代。 后来,这些名家差不多都成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的“白马湖作家群”的主将。他们在白马湖畔把酒临风,在月白风清的春晖园里写文作画吟诗,追寻着理想的文学之梦、教育之梦。毫无疑问,这是一段历史的绝唱。至今让我们这些后人想起来,仍然怀想不已,激动不已。朱自清先生的华章、丰子恺先生的漫画、夏丏尊先生的美文……特别是经亨颐、夏丏尊、匡互生、范寿康等人所倡导的人格教育、爱的教育、感化教育、英才教育、个性教育等教育思想,直接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教育历程,现在,乃至今后,都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。 所以说,春晖的历史不仅仅是一所普通中学的历史,更是中国现代的教育之梦。特别是“白马湖作家群”的出现对春晖中学成为一代名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从文化上达到对一所学校的认同,春晖中学无疑创造了一个文化时代和文化神话的范本。 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曾受教育部陈小娅副部长的委托,调研传统历史名校在当今的走向。去年3月26日,朱所长专程来到春晖。调研时,她曾说道:“去年我的一位学生写一篇学校如何发挥教育功能的博士论文,我就让他以春晖中学为案例,通过研究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与办学者的教育思想、教师素养、自主招聘教师等因素的关系,来真正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。” 问:朱所长的话可以说是对春晖文化的极大认可。 李培明:是的。所以学校十分珍惜这一笔宝贵财富,至今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这些大师们工作、生活过的栖息之所——白马湖名人文化带。这些积淀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名人故居,都经过修葺布展供人们游览参观。春晖的早期建筑,比如曲院、一字楼、矩堂等一批中西合璧的瑞典式建筑依然矗立在校园内,构成了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体。我们的校史陈列馆里,收集了大师们执教、讲学的资料,有春晖早期的校报、校刊和各类进步读物。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教育的极好教材啊。 谈到这里,我想到了我们上虞市文联主席陈荣力先生写的一篇文章,叫《想起了白马湖》。他在这篇文章中这样写到:“仰望春晖白马湖的辉煌,也许我们更需要仰望的是像血一样孕育、分娩以至滋养了这种辉煌的流淌在清如陈春澜、经亨颐、夏丏尊等一代先贤身上的,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格力量和富于历史底蕴的民族精神。” 所以,很多人问我,春晖之“名”,“名”在何处?我认为,春晖之“名”,“名”在其人,“名”在其文,“名”在其学。我们学校的严禄标老师也曾对“人文”的本质作过精辟的概括——“人文在人,人文要文”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 问:除了保护这些故居和资料,你们有没有想过深入挖掘这些宝藏,让它们成为学校文化体系的一部分? 李培明:你所说的这一块工作,我们原来可能专注于日常的管理、升学的压力等等,关注得少一点,现在关注得就比较多了,比如说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“春晖文化研究室”。“春晖文化研究室”除了负责整理史料外,还不定期地出版《春晖》校刊。(李校长这时从书橱里拿出一本米黄色封面的备课本一样的杂志。)你看,就是这个小册子,这是05年5月出版的,编录的文字来自1922年12月到1928年5月的《春晖》校报。这其中记录了包括早期春晖师生活动、基本建设、课程设置、规章制度等比较重要的信息。我们这样出版就是为了可以给希望了解春晖、有志研究春晖的人提供方便。同时也是为我们2005年申报成功的,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《春晖中学校文化的研究与创新》,提供第一手资料。 另外,通过这个小册子,我还有一点重要发现,早期春晖的教育思想和现在的很多教育思想是非常吻合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契合?因为早期春晖的很多教师都有留学的背景,用现在的话讲就是“海归派”。这些教师接触到的东西都是国外的、最先进的。 问:这是您通过对早期春晖文化的辨读而总结出的心得。春晖的早期文化可以说博大精深,这些文化对于学生来说,可能过于遥远,而且这些史料他们也不一定完全读得懂。那么你们有没有考虑过,怎么样让这些财富在新时期发挥它们新的育人功能? 李培明:我们之所以保留这些故居和史料,首要的考虑就是要让学生们认识到,当年有这么多的大师在这所学校里任教和讲学,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。课余的时候,我们还可以去看看他们当时住在哪里,他们又在这里留下了什么。学生们一看,都觉得非常自豪,“原来我们学校在历史上声望这么高”、“我今天竟然和这些大师们在同一所学校里生活和学习”……他们立刻就会对春晖产生一种认同感,所立下的志向就不会那么平凡。 为了配合这种教育,我们还专门出了一个读本,叫《春晖读本》。里面选的是什么文章呢?写春晖的文章,还有就是可以触动学生灵魂的文章。我们每个月编一本,发下去。学生看一篇也好,看两篇也好,不看也无所谓。我们有“德育无痕”这么一个观点。也许学生们看了一篇文章以后,会觉得我们学校确实不错。或者看到某一个观点,他赞同、他反对,这其中他肯定要思辨,那就有收获。我们不强求什么,就这样慢慢去渗透。像从今年开始,我们就逐渐在这个读本里有意识地放一些老师和学生的文章,这也是从侧面来引导他们去看这个读本。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,要一步一步地做下去。 问:这就有点“大文化、大德育”的色彩了。 李培明:对的。其实我们学校还独自承担了一项国家级课题,就叫“文化德育的校本实践与研究”。“文化德育”这一概念就是春晖提出来的。 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工作,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,就是当前学生的德育工作,是很低效的。一直以来应景式的、阶段式的德育事件屡见不鲜。现在很多时候是上面一个指令,下面就搞一个大型活动,百人签名、万人长跑什么的,规模越大越好。但是几天以后这些活动究竟留下多少痕迹,或者说给学生多少影响,很难讲。从内容到形式再到过程都是有问题的。当然,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或者说不是学校能够全部解决的。但我们总要想一想:为什么我们投入这么多精力,德育的效果还是很差呢?我觉得最关键的是,德育不象数学、语文这些课程有固定的时间、固定的内容,也没有考试的要求。假如学校德育工作也能够做到有课程、有时间、有规定要求,不出成绩是不可能的。但是这样一来,又会出现一个难题——德育怎么考核?没有办法考的。道德行为、道德认知和道德品质是三个不同概念。认知水平高的人不一定行为好;认知水平差的你也很难说他的行为一定差。有的人道德习惯很差,但是他的内心可能还是非常善良的;有些人表面上很好,可能品质非常低下,这些都是有可能的。三者也是一个矛盾。 所以我们就想在“文化德育的校本实践与研究”的课题中,把这个问题搞清楚。我们提出一个“德育课程化”的概念,希望借助课程把学校的德育工作固定下来,并且持久地渗透下去。 我们的教研组根据各自学科的特色,开发出了30几门校本课程。刚才谈到的《春晖读本》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,我们还有一个大项目,就是社团活动。每个春晖的学生必须在高中三年里,参加社团活动,选修一些课程。在这些社团里面,我们不要求学生一定要表现多好,而是希望通过这些课程慢慢去渗透我们的德育目标,感化我们的学生。“德育课程化”既可以摆脱“德育导师制”的不足,同时还能与春晖文化完美结合。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就是,用春晖的特殊文化与德育有机结合以消除“德育导师制”存在的局限。 其实“德育课程化”概念的内涵比较复杂。原先有一个概念叫“学校文化的德育功能”,“文化德育”虽然与它有相同的地方,但也有不同,否则这个概念就不能成立。当时我们从教育理念上、教育策略上和德育架构上,分别对“文化德育”的内涵进行了诠释。一句话概括,我觉得,“文化德育”强调的应该就是德育的文化性。整个德育工作,文化传统也好,文化创新也好,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架构里进行的。 问:有没有想过做一个跟踪调查,看一看春晖的文化、春晖在新时期的德育新举措究竟给春晖的学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? 李培明:这项工作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着手开始做,但从这些年来多渠道的反馈信息,我们也是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的。春晖的学生出去以后,给人们的感觉,第一是很踏实,这个是普遍的感受;第二就是很诚实,品行比较好,不会走歪路;还有具有开拓精神,有勇气。也许是因为学校历史和文化的影响,“白马湖文学流派”的影响,还有学校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的影响,春晖早些年毕业的学生在文学圈子里的比较多,相对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独领风骚的就不是很多。这种情况我们已经感觉到了,所以近几年也在有意识地改变。去年我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,那边春晖的毕业生经商、做实业的已经有一批了,都小有成就。这就像我们研究春晖文化一样,发现某些文化上有欠缺了,就着力在缺的方面有所创新,和现代文化接轨。总的来说,我们学校在培养学生这方面考虑的事情是比较多的。 问:所以我们现在谈什么是真正的学校教育,其实真正的学校教育应该是除了高升学率以外,我们还能够让学生们留下些什么。 李培明:现在无论哪所高中,说不谈高考升学率,肯定是不现实的,毕竟处在这个时代,高分、高升学率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。但是,是不是只要有高升学率,我们就是一所合格的示范高中了?答案不言而喻。 春晖这些年来高考情况一直很好。去年高考,我们的综合实力排名在浙江全省第十名左右,所以能否站稳脚跟已经不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思考了。正因为此,我们将学校教育工作的目标定为:“健康”、“健全”、“有用”。 “健康”是最大的前提。我曾经跟我的孩子开玩笑,“如果你读书,把眼睛读近视了,背也读驼了,以后恋爱、结婚都困难”。(笑)做人的一个基本前提——一个健康的身体都丧失了,生活还能有什么内涵呢。 为了能让学生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,我们在作息时间、教学内容和活动的安排上必须有几个保证。比如说学生睡觉的时间必须要有保证。我们学校3000多学生全部住校,每天必须保证有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。再一个,体育锻炼必须得到保证。我现在完全把上午第一节课前的时间放开了。你可以起床学习,也可以去锻炼,当然,也可以继续睡觉。体育课,一直开到高考前。教师上班,来迟一点也没什么,只要不耽搁上课就行。 相对于“健康”而言,“健全”就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了。学生在人格上,在道德上必须要健全,我们在前面谈的就是对这方面的渗透。 “有用”就是要对社会有用,或者在别人看来你是一个有用的人。学校培养出来的全是院士、总理,怎么可能呢。我们培养的大部分还是普通的劳动者。正如我们的学生在每周的升旗仪式上所宣誓的那样,“我们立志干一番宏伟事业,但我们努力从平常的小事做起!我们渴望当一名杰出人才,但我们决心从普通的中学生起步!” 问:我发现您的个性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春晖中学的个性,内敛、质朴、踏实。分数你们也要,但你们更关注的是学生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人格,只有这样的学生才会是一个有用的人才。 李培明:去年一些国内顶尖的高校,对保送进入学校的学生,进行了一次跟踪调查,结果发现发展最好的是他们自主招生的学生,其次是经由全国统考入校的学生,第三才是保送的学生。所以,这里是潜藏着一些问题的。 前段时间,我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看到一则报道《中国教育为何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》。这篇文章中用了这样一个词,“权力寻租”。这个词什么意思?大意就是教育行政长官追求高升学率是为了仕途升迁,校长可能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或者学校的利益,学生走出校门之后的发展状况,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如果教育真的变成了这样,那么我们之前所谈的一切,都会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。现在难的是,像我们这样的中学,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,稍有疏忽,后果都将不堪设想。前些年,我取消了大小礼拜制,每周统一让学生和老师正常休息,当时舆论是很厉害的,我的心里也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。因为,如果事实表明我这两年升学率是走下坡路的,社会压力可想而知,我们某些推进素质教育的做法就无法实施。此外,现在全面推行新课程改革,改革后课时少了,考试时间也少了,假如分数也跟着低了,我们怎么办?我们很焦虑。外面看我们好像很风光,其实我们比普通中学承受得更多,担忧得也更多。 到目前为止,我聊以自慰的,还是能掌控自己怎么思考,怎么实践。我觉得,在这种大环境里,一个校长能有这样的自主权,已经很不错了。从这个层面上来讲,我们地方教体局(教育体育局)的官员还是很民主的。学校除了遵循国家教育计划开设课程以外,其它课程,只要不加重学生负担,的确对学生成长有好处的,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,不来干涉;你的教学、作息计划,只要符合教育规律,想怎么订就怎么订,他也不会来指责。相对困难一点的可能还是经费的问题,他也没有办法,我也没有办法。这个可能是各地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。只能慢慢来,要求不能太高。 问:谈到这里,我就想起来一个问题。有人说,春晖之所以能够成为春晖,有三点主要原因:首先,最好的地方政策支持;其次,拥有当地最好的师资;最后,拥有当地最好的生源。对此观点,不知您有何看法? 李培明:这有一定的道理。说实话,离开了这三个原因,春晖可能也走不到今天。但不要忘了,我们还有那么丰厚的历史积淀,这一点,很多学校都不具备。春晖之所以成为春晖,这一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所以说,在春晖这样有着良好文化氛围的学校中走出去的学生,即便文化成绩与别的学校的学生相仿,但他们身上会流动着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气质。当然,我们并不否认,其它学校也会培养出优秀学生,毕竟,他们也在很努力地做,很努力地实践。但相较春晖,一些基础较弱的学校,可能会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如何提高升学率上,以确保其生存。而春晖,则可以在生存无忧的基础上,拥有更多的设计、发挥空间。例如我们可以在保证国家课程之外,开设大量的选修课,拓展学生的知识面,丰富他们的生活,而其它薄弱学校,则需要加班加点,竭力提高学生的成绩。所以我想,倘若真要推行素质教育,还是要借助重点中学的力量来逐步展开。 当然,一所学校要做到高位稳定基础上的发展,肯定会有一些内在的动因,这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就是教师队伍的走向,或者说是对其专业化建设实施何种策略的问题。谋求“教育反思”基础上的“学科建设”,并以此带动学科团队的优化,让学校获得经久不衰富于创新的持久动力,是春晖教育的又一品质追求。我想在这一点上,我们较之普通学校,做得也是非常好的。 |